汉学||日本汉学家夫马进先生和他的学问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官方网站

本文来自:日本汉学研究

富马津教授1948年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的一个村庄,所以他曾经自称是一个走出村庄的学者。让人们对富马教授印象最深的是由此产生的直率、简单和勤奋的精神。

富马金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在名古屋的高中时代。当时,吉川佑二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被汉武帝(颜博新书,1949年)和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东方历史教授)深深吸引,被中国历史(颜博新书,1964年(1年))所吸引。

后来,富马教授被日本京都大学录取,四年后从文学系历史系毕业。从1967年到1971年,日本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京都大学也不例外,比如“阻挡学生擅自占地者”(1969年)、“阻挡入学考试”(1969年)、“占领钟楼”(1969年)等重大事件。那时候,富马教授仍然保持着独立清醒的态度,专注于历史研究。他于1971年成功进入京都大学东方历史修士课程,两年后进入博士课程。第二年,他作为助理加入京都大学人文学院。在京都学习期间,富马教授在蒙佐普、岛田·乾子、小耶·何姿、塔内加瓦·道雄和梅袁宇等资深学者的指导下,能够专注于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学术研究。他特别关注明代的白莲教和明末清初的民众起义。他发表了《明代白莲教之一的考察》(东方史学研究,第35卷,第1期,1976年)、《晚明城市改革与杭州民众起义》(东方日报,第49卷,1977年)、《晚明反地方官起义》(东方日报,第52卷,1980年)等。

1979年4月,富马教授调到富山大学担任东方人文历史讲师。1981年4月,他被提升为东方人文历史助理教授。此后,富马教授开始了第一个重要的研究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1982年,他首次发表了一篇题为《好人协会简史——论明末清初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的文章(slim,vol. 65,No.4,1982)。然后他写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包括《好人协会与好人教会的离去》(明清与政治社会,京都大学人文学院,1983)、《松江弃儿之家在清代与地方社会的实际运作》(东方历史研究,第45卷,第3期,1986)、《清代教会的养老社会与清代教会》(京都大学文学系研究综述,第30期,1991)等

在学术界,富马教授首次在国内外主要档案馆和博物馆中使用了大量慈善组织和慈善组织的“信用记录”等档案。通过对史料的仔细阅读,他详细论述了明代慈善组织和慈善组织中的各种具体事例和制度,如近代上海的铜山会、易慧、于颖堂、宝应晖、蒲唐纪、杭州慈善组织,甚至铜仁府仁堂。

富马教授对“好社会和好教会的历史”的研究源于他在以往研究中感受到的下层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的历史价值。富马教授认为,下层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既有所谓的“好”也有所谓的“坏”。因此,不可能从“善-恶”的角度真正理解它们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的意义(他特别提到高田等人等日本学者倡导的“乡绅统治理论”)。事实上,与慈善会相关的各种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个人的“善与恶”,并带有社会“善”的印记。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用富丽华教授自己的话来说:

“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人们是如何融入旧中国社会的。当时对穷人和病人采取了什么措施?你想干嘛?什么也做不了。在试图理解人类智能以外的历史发展的同时,我也想进一步理解人类智能本身及其所采取的行动。这本书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即社会科学的关注和人文科学的关注,而没有失去任何一方。”

从傅玛金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后记”谈起

因此,富马教授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在于对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出深远的贡献。他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有其独特的逻辑。慈善教会既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地区,也不是一个完全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机构。他指出,这个问题不应该从现代西方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从人类关系的历史来讨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处理公共事业方面的独特精神——“信用原则”。在这里,富马教授展示了京都学派的典型传统,即从最具体的数据出发,通过对史料的严谨而系统的阅读,并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敏锐洞察,探索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身的逻辑。然而,在奈落湖南创办的京都学派中,主流传统是关注中国文化、学术和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富马教授进一步将研究扩展到中国社会层面。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既是一种维护,也是一种突破。

“我认为,湖南奈托先生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和学术,他们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东京大学在这方面更好。我是京都学校还是东京学校?我也不知道,我受到了京都大学许多杰出学者的影响,但我所做的研究不是京都大学的先生们做的。......所以,如果没有京都大学的先生们,就不会有我的研究;如果没有东京大学的信息,就没有我的研究。我想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应该保持过去的传统,其次,它应该打破传统。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所学校(笑声)。”

从富马金的《理解中国汉学家访谈系列:捕捉褪色的真相》谈起。

东方历史评论,2013年6月

1997年,经过18年的艰苦研究,《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一书正式出版。有了这项杰出的研究,富马教授当年获得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同年,该书还获得了日本学术界的最高奖项——“给日本学士学院的礼物”。此前,富马教授于1987年回到京都大学任教,并于1996年晋升为文学研究系东方历史教授。

如果说富马教授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开辟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那么富马教授在《中国明清松石研究》中的开创性工作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事实上,他在研究“中国好社会和好教会的历史”的同时,已经开始进行这项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收集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秘密派笔”,先后发表了《明清时期的派笔与诉讼制度》(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学院,1993)、《秘密派笔的出现》小草散文(slim,vol. 77,No.2,1994)、《秘密派笔的世界》(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京都大学)此外,在1996年由日本和美国学者举行的讨论中国法律制度史的镰仓会议上,富马教授观察到了中国社会从法律小气鬼到律师的变化,在众多报道中独树一帜。

富马教授认为,对“法律小字辈”群体的研究实际上与他对晚明的初步研究密切相关。因为在晚明,在民众起义的主要人物中,有像撒娇者这样的人。富马教授对民事诉讼商人的研究也是为了探索他一直关注的问题: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然而,富马教授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使用社会理论或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他从法律小说员的秘密书籍和法律小说员的具体现实出发,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人们和法律小说员是如何理解诉讼及其背后的社会的。

沿着这一思路,富马教授不仅关注法律小字辈问题,而且开始利用特定的地方诉讼档案进行研究,从而进入第三个研究领域:“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早在1991年,他就利用日本太湖会馆的档案撰写了一篇题为《国会图书馆太湖会馆档案中所见的诉讼和审判的实际状况——初步了解》的文章(《中国出土文字资料基础研究》,京都大学文学系东方历史研究室,1991年)。

此后,富马教授主持了一个由日本学术振兴协会资助的项目——“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在该项目的支持下,收集了大量的地方档案,并在联合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题为《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京都大学文学系东方历史研究室,2000年)的报告。进入21世纪后,得益于从中国购买的四川八仙档案馆的史料,复马教授开始深入探索当地诉讼档案所展示的中国社会。他在京都大学长期学习明清时期的地方诉讼档案。2011年,他收集了学习班全体成员的成果,编纂出版了《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议,2011年)。在系统阅读同治朝坝县档案的基础上,他亲自撰写了一篇100多页的重要论文《中国诉讼社会史导论》。此后,复马教授继续主持清代巴县档案阅读班,并带领成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2015年《东方历史研究》第74卷《巴县档案研究专辑》第3期。复马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清末巴县的“健康小气鬼”何惠山和“基于群体分析原则”的裁判式调解。自2016年巴县档案研究暂时结束以来,富马教授开始对民国诉讼档案进行新的研究。

事实上,除了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之外,富马教授在“东亚传播史”领域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1996年,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系要求东方历史专业开设韩国历史讲座。由于缺乏合适的候选人,傅马教授只能自己举办讲座,从而进入东亚交流史领域,学习朝鲜延操节。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明清时期中国、朝鲜、日本和琉球在东亚的整体国际关系。该研究先后与《更新和制作琉球记录问题的解决与研究》(容林纾,1999)、《日本收藏的颜兴禄全集》(林佶编辑,东大韩国文学研究所共同编辑,2001)、《颜兴禄,制作朝鲜记录,让中国和朝鲜相互了解》(京都大学学院文学研究室东方历史研究室,2003), 和“华东外交交流史研究”同时,他还写了《制作琉球记录和制作朝鲜记录》(更新和制作琉球记录问题解决和研究)容林纾,1999年,《朝鲜燕练习汉学和宋学及其周边地区的辩论》,见京都大学人文学院《现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形成》。 2004)、《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外交关系中的“礼”与“罪”(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新闻发布会,2007)、《1969年日本琉球合并后的中国与朝鲜与琉球外交问题》(朝鲜历史研究会议事录,系列46,2008)等。富马教授对东亚交流史的研究首次发表于韩国(阎演习和通信大使(朝鲜语),新书公园,2008年)和中国(阎演习和朝鲜通信大使:特使视角下的中国和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015年,由富马教授补充的日文版《韩国延练与韩国传播大使》(名古屋大学新闻发布会,2015年)终于出版,其内容甚至比前本书翻了一番。这本书还获得了2016年韩国第五届“朴槿惠图书奖”。今天,在东亚传播史领域,富马教授正在继续他的新探索和研究。

2013年4月,富马教授从京都大学退休(65岁),并被任命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退休后,富马教授没有选择在私立大学教书,也没有悠闲地享受退休生活。相反,他每天按时往返于自己的家和书房“宝安赤山”,以更高的兴趣和精神开始新的研究。2015年巴县档案研究专辑和同年出版的《韩国延练与韩国传播大使》一书都是他退休后努力工作的成果。他曾经愉快地说:“从退休开始,我将至少再做30年的研究!“。我们都期待着富马教授的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