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人民教育家”

习近平主席17日签署总统令,根据NPC第十三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下午表决的NPC常务委员会关于授予国家奖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枚国家奖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其中,宇易(女)、魏兴华和高铭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光明日报》多次报道了三位“人民教育家”的事迹。

余一

教师是教育的希望

宇易,1929年2月出生,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宇易先生从事汉语教学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是杨浦高中的校长,1978年被授予第一批特级汉语教师。他先后获得“三八红旗”、“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第一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年9月,他荣获“全国教书育人模范”荣誉称号。

“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是成为“人”。教师是教育的希望!我太老了,不能做太多的事情。我想培养优秀的年轻教师!”余一用上海话说普通话,但是每个字都是发自内心的。

经过一生的默默工作,宇易作为一名特级语文教师、2009年中国教育新闻年度人物和“全国教书育人模范”而闻名...但是她没有停下来:

“余一语文教师培训基地”、“余一道德培训基地”...多年来,余一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名教师。在她的帮助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年轻教师成为了教学骨干。在基地教学过程中,余一注重引导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了让年轻教师尽快成长,宇易首创了对教师及其导师的“指导”方法。著名的教学专家如程红兵、陈军、汪静波、王赢、谭一斌和朱振国都是宇易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评为超级教师,一些人赢得了许多全国教学比赛,一些人担任了领导职务。这些“桃子和李子”站在讲台上更好地教育人们——这是余一的骄傲。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宇易已经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领导者。在她的教学生涯中,共举办了近2000场公开课,所有看过太多课的学生和同事都被她的教学艺术所吸引和打动,近50场公开课已成为教师教学研究和培训的经典。

在当代中国教育史上,余一曾提出过两个重要的中国教育改革思想:1978年提出的“教与写育人”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余一在《弘扬人文精神,改革弊端》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征”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国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教育界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讨论,最终使这一讨论达成了“人文主义”的共识,并被写入教育部颁布的新的《初中和高中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宇易是一名语文老师。但是她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教师,而汉语只是她的专业。在她看来,课堂教学不仅应该给孩子传授知识,还应该传授精神。“两只耳朵听不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颗心只读圣书”不是宇易提倡的。与余一的对话仍然被她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之心所感动:“爱国爱民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最大优势,也是做人的底线。”

“民族精神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教师应善于在课堂上开发民族精神教育资源,依托民族语言教育,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将民族精神教育有机、无缝地渗透到语文学科教育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在教学中,她认为汉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民族精神渗透在语言和文字中,可以代代相传。

宇易非常担心学生。有时候,学生的话会让她想起一个夜晚。宇易说:老师的感知不能代替学生的感知。只有认真倾听学生,教师和学生平等交谈,才能形成生命的磁场。

"时代的活水应该在教室里流动."宇易注重结合时代特点,从自己身边汲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看到很多学生喜欢周杰伦的歌曲,年纪很大的余一找到了一张专辑仔细聆听,思索周杰伦吸引孩子的原因,发现《青花瓷》等歌词从古典印章中寻找灵感,从传统文化元素中汲取教训,让学生乐于亲近。现代唯一的孩子没有人说话。无聊时哼周杰伦的说唱音乐是一个很好的出口。许多学生已经被老师理解了...半个多世纪的代沟立即被消除,师生关系更加和谐,课堂教学更具吸引力。

“现行的教育方法对男生不公平”,“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更加规范”,“教师的流动应该有序”,“淘气的学生是本能,教育应该尊重学生的天性”这么多问题和建议,宇易不能不忘记年龄...

宇易的座右铭

关于教育-

◆跑教育和学校不是100米短跑,而是10000米赛跑。你必须有勇气和毅力奔向你的理想目标。

◆教育将知识和美德灌输给孩子们。理智是孩子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美德是他生活的底线。两个是一个和两个,两个和一个在课堂上,不是额外的和分开的。

◆基础教育的办学应站在时代、战略和与先进国家竞争的制高点。

关于老师-

◆一辈子当老师,一辈子学着当老师。

◆归根结底,教育质量就是教师的质量。

◆我的生活中有两个标尺,一个用来衡量别人的长处,另一个用来衡量自己的短处。在“比较”和“衡量”的过程中,我总能发现自己的缺点,并向他人学习。

◆一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这种“质量”不是通过量化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国家的要求和人民的委托来衡量的。

◆教师的教育背景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教育背景只表明你的教育水平。你在岗位上应该具备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永远不会为零。老师的工作并不是你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全部显现。

◆教师的生命在学生中延续,教师的价值观在学生中体现。

关于学生-

◆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品,各不相同。因此,教师必须心中有一个人,不仅要进入学生的知识世界,还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只有当教师把思考带给学生,用思考来指导学生,用思考来打动和钦佩学生,他们才能成为年轻的精神征服者、教育者和向导。

◆教育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把学生当成被动的人本质上是傲慢的。

◆老师不应该用同样的眼光看学生。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变量”。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教师将开始理解,并在加热到一定程度时会迅速进步和茁壮成长。

关于教学-

◆教育确实是一项令人遗憾的事业。我一生都在教书,从来没有上过完美的一课。

◆我不断思考我一生中所学的课有多少在黑板上,有多少是教给学生的。

◆只有当一个人教导自己的个性时,他才能收获最多。

◆当崇高的使命感和对教材的深刻理解紧密结合时,当学生在心中玩耍时,教学艺术的灯塔就会在课堂上高高升起。

◆教育领域有一个比喻:“给学生一杯水,老师需要一桶水”。我不太同意。知识会老化,知识结构必须更新!学生是活泼的生命形式,而不是简单的“容器”!教室里没有时代的流水。它会不会碰撞学生的心,让他们兴奋?

◆课堂不能只在课堂上教授,但它会随着声波消失。这一课应该教给学生,教给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发芽开花,成为他们优秀品质的基因。

◆有人在备课。所有科目都是为了教育人们。育人是大目标,也是教育的本质。

◆教学参考书毕竟是别人的作品。只有自己工作的收入才是生活中带露水的花朵。这是一个人自己的经历,让学生很容易与你融合。

魏兴华

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魏兴华是中国人民大学名誉一等教授。1925年生于山西省五台县山文村。1946年,他加入太原金山中学地下革命工作。被捕后,他严格保守党的秘密。1948年,他被组织调到北平,后来又回到解放区华北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魏兴华调到大学经济系。1950年,他作为研究生被调到政治经济系。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一直留在学校教书。改革开放后,魏兴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大学学位委员会学术经济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等职务。俞本发表了40部作品和1000多篇论文,获得20多项国家、省部级奖励。1981年,他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并两次获得太阳叶放经济科学奖。1991年,他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他还获得了2016年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马克思经济学奖和吴张羽终身成就奖。

本文最初载于2017年11月9日《光明日报》的《光明学者》

作者:洪银星

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魏兴华先生在庆祝他90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曾经写了《七大奇迹——庆祝魏兴华老师90岁生日的诗》:90长卷是兴化,桃李芬芳映晚霞,任二东,西风,南北,登顶不止自成一体。

这首诗后有四个评论:第一句是关于老师对生活的追求——振兴中国;第二句是关于老师的教育成就——陶澧田霞;第三句是关于教师的理论品格——实事求是;第四句是关于教师的学术成就——值得每个人去做。

这是我老师生活的光辉写照。

1983年,魏兴华被选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韦杰、李连仲和我有幸成为第一批博士生。当他入学后第一次拜访魏先生时,他要求我们不仅要获得博士学位,还要成为一名有用的经济学家。

魏老师多次讲课,采取学者的态度,即他不仅注意书本,而且注意风和群众。他只注重现实,敢于独立思考,善于探索真理。他敦促我们不要成为“风学派的理论家”。

魏老师不要求学生有相同的理论观点,主张教学应该是互利的,并鼓励人们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强调,理论应该是真理的喉舌,代表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把人与学习结合起来。韦杰、李连仲、黄桂田、张羽、马清泉、王国刚、王元龙、唐魏兵等一批著名学者正是在他的教学思想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魏老师一直以科学的态度学习经济学。经过60多年的教学,他发表了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年轻的魏兴华(中)

魏老师同意并容忍不同学派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但他从不容忍对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任何歪曲。他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在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原则中国化和现代化方面。

魏老师曾经以李大钊成为学者的榜样激励学生。在对所有新入学研究生的演讲中,他引用李大钊的两句话:“铁肩承担道德责任,巧手写文章”。他说:“用铁的肩膀来承担道德和正义的责任,就是用铁的意志来承担国家道德和正义、国家道德和正义、人民道德和正义的责任。写一篇精彩的文章就是渴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着深厚理论和学术抱负的社会支柱。”

还应该提到,魏老师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研讨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1985年发起。一个由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领导小组自1986年以来已经举办了30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2016年,获得吴张羽终身成就奖后,他将捐出全部100万元奖金,为研讨会设立优秀论文奖。

魏老师的著作不仅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准确解读,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以下是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魏老师不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按劳分配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对要素价值论的肯定。因此,他在理论上认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应该根据所有制因素进行分配。自然力量也是生产要素,但不参与分配,因为它们不是私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按生产要素贡献的分配可能不被提及。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据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来分配的。

商品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及其运行机制。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魏老师研究最深入、最富有成效的领域。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术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非商品经济理论、生产资料非商品理论和全民所有制非商品关系理论。然而,他努力通过讨论,成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始后,魏老师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人们普遍将分配领域称为“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起初,魏先生对这一提法表示怀疑,并发表了几篇论文进行讨论。他认为,在生产领域,效率应优先于产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但在分配领域,效率不应优先于公平。社会主义应该重视公平分配,这有利于提高效率。更加注重效率而不是公平对资本有益,但对劳动无益。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恰恰是首次分配不公的结果。

魏老师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准确解读和运用,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探索,体现了他的科学创新精神。此前,他论证了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竞争的必要性。此前,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不应局限于管理体制改革,还应探索公共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2015年,中国金融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一书,共72万字。可见,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今年(2017年),魏先生92岁,患病。然而,他的研究步伐并没有停止。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出版。cssi检索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数量多年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排名第一。那时,北京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晚上去了他家,推门进去了。我看见魏老师穿着背心和短裤在桌子上写字。他为经济科学出版社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著作。

魏老师写得腰疼,这让我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不同意那些受欢迎的老同志们想利用余热,余热就是烧尽炭火。我还在燃烧!”

高铭暄

新中国刑法的主要创始人

高铭暄长期致力于改革死刑和刑法教育。他在刑法体系结构、刑事立法、犯罪构成、刑事责任、死刑政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是中国刑法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被法律界誉为“刑法的领军人物”和“新中国刑法的奠基者之一”。高铭暄撰写了6部专著,编辑并参与了100多部作品和300多篇论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与诞生》和1993年编辑的《新中国刑法科学史》填补了新中国法律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学者成为学者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知识的不懈追求。

中国人民大学名誉一级教授、著名刑法学者高铭暄就是一例。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他一直从事刑法教学和研究。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博士顾问,从而结束了新中国无法培养自己刑法博士的历史。2016年11月,早稻田大学还授予高铭暄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中日刑法学术交流的贡献。

他的一生与刑法有关,参与了新中国的刑法立法。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学者的唯一出路。

1951年,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被护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听取了四位苏联专家的演讲,他们系统地教授他们苏联刑法。四位老师不仅讨论了一般原则和子规则,还进行了一些辅导和一些学习方法的教学。直到今天,高铭暄仍然清楚地记得四位老师的名字。“最好的洛娃,来自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达曼,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彼得堡大学;另一位是莫斯科大学的妮可·雷耶夫。科尔金主要从事物证技术,也从事一些刑法,也来自莫斯科大学”。高铭暄回忆道:“两年来,中学里也有一些基本理论。当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课,他们还学习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哲学。这被称为四大理论。除了这些基础理论课之外,我们还听取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际部门同志的报告。”

两年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任务繁重,刚毕业留校的高铭暄在人民大学的推荐和任命下加入了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始于1954年,结束于1979年。高铭暄和他的同事克服困难,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终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的起草工作。任务有多重,工作有多严谨细致,都可以看到一个数字。1954年10月至1957年6月期间,只产生了22项刑法条款草案高铭暄回忆说,他是唯一从头到尾参与整个过程的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不记得我提出了多少立法意见和建议,收集和整理了多少参考资料,起草、修订和完善了多少次每一项刑法规定。”

第一部刑法正式实施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许多单独的刑法,对刑法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大多数刑法的起草工作,包括发表意见、提出立法建议和要求纠正不适当的条款,这些都得到立法机构的高度赞扬。

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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